摘要：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和全民共同抗疫行动，深度唤醒了民众的健康意识和行为，客观上产生了构建更加积极主动的健康治理体系的需求。为回答这一重要问题，全面分析了全球性健康治理由生物医学模式转向社会生物医学模式的过程，揭示了我国面临的慢病快速增长、过度依赖传统医疗手段、忽略健康的主动性治理等问题，阐述了社会对主动健康治理需求的客观性，解读了健康中国战略的任务结构，论证了全民健身计划与健康中国战略的匹配度，发现全民健身计划在回应健康中国战略任务需求上存在的结构、功能、体系和机制等方面的不足，创新提出了与健康中国战略全面对接的“体育健康行动计划”，阐明了该计划的价值构成和内涵，从健康水平、健康生活、健康服务、健康保障、健康环境、健康产业和健康文化7个方面确定了基本目标和任务，并从7个维度提出了推动“体育健康行动计划”的方案：从思想上广泛宣传和形成体育健康理念，构建更加主动的体育保障体系和“国家＋公共”体育健康治理体系，建立我国体育健康评估体系，大力培养体育健康管理专业人才，精准解决弱势群体健康治理难题，打造主动健康社区。

关键词：后疫情时代；健康中国；主动健康；全民健身；“体育健康行动计划”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人们健康安全的威胁和破坏，在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迅猛袭击全球的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我国迅速高效的抗疫经历客观上全面唤醒了人们的健康安全意识，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了面向不可预知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健康状态的重要性，并客观上产生了构筑更加积极主动养护健康的内在需求。

如何“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有效推进健康治理，不断提升健康水平的问题成为我国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提出的“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以及在9月22日主持召开的全国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提出的“要推动健康关口前移，建立体育和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运动促进健康新模式”，为我们探索上述问题的解决方案提供了基本框架。

在这个由健康关口前移、体育与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运动健康促进新模式等关键词构建的基本框架中，体育的核心地位越发突出。客观上，这为体育部门乃至所有体育人提出了新的命题，即重新定位体育在健康中国行动计划中的地位和角色，探索“体育健康”＋“医疗健康”的大健康治理体系（董传升 等，2019a），这是后疫情时代一个具有突出战略价值的关键议题。

1 全球社会对健康治理的探索

1.1 国际的探索与转向

健康治理问题一直是众多国家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人们对健康的理解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从单一的身体健康走向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的多维度健康，从医疗卫生体系的被动治疗走向生活方式的干预。

20世纪末，基于长期研究成果的支持，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主动转变了以往管理健康的单一模式——生物医学模式，进而转变成为生物社会医学模式，提出了全新的健康概念和健康全覆盖的战略构想——健康全覆盖下的道德、生理、心理、社会适应整体良好状态（Dubos，1988）。1992年，WHO发表《维多利亚宣言》，明确提出健康的四大基石是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并提出了一个健康公式：“健康=60%生活方式＋15%遗传因素＋10%社会因素＋8%医疗因素＋7%气候因素”。2010年，WHO再次向全球发出倡议，号召人们通过锻炼、生活方式改善、健康促进、慢性病预防和控制、国家卫生规划这5种途径来提升健康水平。2013年，WHO倡议全球全面推进全民健康覆盖政策。全民健康覆盖的目标是确保现在和将来所有人都可以获得预防、促进、治疗、康复等所需的卫生服务而不会有经济损失或陷入贫困的危险。全民健康覆盖的道路是继人口学和流行病学转变后的“第三次全球健康转变”（Rodin et al.，2012）。这种转变开始专注于健康价值链的构建，进而形成了基于重新衡量投入与产生、结果与影响评价的新型健康治理模式。

自以慢病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文明病蔓延以来，国家健康安全就成为西方国家考虑的基本问题之一。多数西方国家都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健康安全战略，如美国健康公民2020计划、法国大社区健康计划、英国积极公民计划等，并在社会上普遍推行了健康管理服务。由于许多超出个人控制能力的因素会对种族、地域、贫富健康状况产生影响，社区和社会变革需要多方参与才能实现，因此，这些国家更多关注跨部门治理，重视卫生部门以外的部门参与健康综合治理活动（Leeuw，2017）。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强调卫生保健部门之外的部门以结构、机制与行动的计划和管理等来加强各政策与健康之间的联系（Stahl et al.，2006）；以合作的方式将健康纳入所有部门以及所有政策的决策过程，以提高所有人的健康水平（Rudolph et al.，2013）；倡导多方参与，扩大社区参与，支持协作实践的“多学科模型”，将个人赋权、连接社会纽带和协同纳入模型，让参与者拥有真正的影响力和控制权（Israel，2003）。

1.2 我国健康治理面临的挑战

我国的健康治理成效显著，人均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不足35岁增长到目前75＋的水平。这要归功于日益完备的公共卫生体系和广泛开展的爱国卫生运动及全民体育运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发出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随后，普遍推行的工间操制度和围绕乒乓球开展的国球运动等有效改善了国民体质状况。

进入到21世纪，中国人口健康状况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产生了种种令人不安的社会现象。《1993年国家卫生总调查分析报告》和《2013第五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分析报告》的数据表明，中国慢病人口一直处于快速增长的状态，患病比例也在不断上升，从1993年约13.2%上升至2013年的24.5%，心梗、中风、糖尿病和慢阻肺成为威胁中国人生命的主要慢病。调查结果预测，我国患有至少一种慢病的人群数量将剧增，2010—2030年期间，40岁以上慢病人群数量将增加2～3倍（世界银行，2012）。《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15年）》显示，2012年全国18岁及以上成人高血压患病率为25.2%、糖尿病患病率为9.7%、慢性阻塞性肺病患病率为9.9%，与2002年相比，患病率呈上升趋势。一份联合发布的我国医改研究报告指出（世界银行，2012），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癌症、糖尿病、心脏病等慢性病已成为最主要的健康威胁，非传染性疾病已取代传染性疾病成为最严重的健康威胁，如果不进一步深化改革，中国的卫生支出预计会从2014年的3.531万亿元（以2014年价格为基准）增加至2035年的15.805万亿元，分阶段预测的平均年增长率为8.4%；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将从2014年的5.6%上升至2035年的9%以上，60%以上的增量支出来自住院服务的增长。2019年，由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7—2018）》显示，48%的受访者认为“现在社会上人们的心理问题严重”，多表现为焦虑症、抑郁症、精神分裂症、强迫症、自闭症等。我国常见精神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人数逐年增多，2019年数据显示，我国抑郁症患病率达2.1%，焦虑障碍患病率达4.98%（新浪财经，2020），截至2017年底，全国已登记在册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有581万人。为了应对不断增加的慢病挑战，我国政府开始加大对健康问题的治理力度。2016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颁布，标志着健康中国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随后，2019年相继颁布了《健康中国行动方案》和《健康中国组织行动与实施考核方案》以推进健康中国战略的落实。由此可见，建立和推行健康中国战略，是我国针对不断加剧的社会健康问题而展开的一种治理活动及积极主动应对慢病蔓延危机的有效举措，更是我国对世界卫生组织所提出的基于行为的全球健康治理倡议的一种回应。

然而，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战略结构失衡等问题使治理效果并不显著。一方面，健康全民覆盖的重点仍然落在卫生医疗保障体系的全覆盖上，对身体活动缺乏、食盐摄入过量、吸烟过多、膳食结构不合理等导致疾病的行为因素关注不够；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人们总是试图通过不断完善医疗体系来达到促进健康的目的，对医学干预的过度关注与对非医学（行为干预等）的关注不足的特征非常突出，失衡结构导致了健康治理的失效。因此，阻止慢病人口的增长，仅从医学卫生体系出发是无法做得到，必须优化健康治理体系，构建基于运动干预的主动健康战略和体系，促进人们不断通过改善生活方式来提升健康水平，从而有效阻断健康人群向慢病人群的转变。

1.3 健康中国框架下运动健康促进的探索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颁布以来，体育领域开始在这一战略框架下讨论实施全民健身计划对推进健康中国战略的积极作用（刘国永，2016），通过分析全民健身与健康中国的逻辑与政策关系（于永慧，2019）寻找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的多维路径及体制机制（卢文云 等，2018；沈圳 等，2019）。

资料显示，在我国人群死亡前10位的影响因素中，人类生物学因素占31.43%、行为方式因素占37.73%、环境因素占20.04%，而医疗因素仅占10.08%（李韬 等，2016），体力活动不足正在成为更加突出的疾病危险因素（李可基 等，2003）。由于50%以上的慢病可以通过改变生活方式和控制行为风险进行预防（世界银行，2012），因此，日本、美国、德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均在制定积极的体育健康政策，以公众健康为中心，注重多方位、多层级、多维度考虑，依据循证医学证据加强政策制定的科学性，通过立法有力保障体育健康政策的法律地位（曹振波，2019）。

鉴于体育活动可以帮助人们建立更加积极的生活方式，有效改善人们整体的健康状态，因此，积极促进体育融入大健康战略，探索体医结合或体医融合等问题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胡杨（2018）认为，从体医分离到体医融合是一个国家政策发展过程，也是全民健身深度融入全民健康的必经之路。加强统筹体育与医疗部门协同合作、注重“医体结合”健康服务的人才队伍建设、宣传推广“体医结合”健康服务新理念、因地制宜探索“医体结合”发展新模式等推进思路和现实路径（张剑威 等，2018），更加注重从体制机制、融合理念、融合环境、技术融合等方面构建融合路径（冯振伟 等，2019），搭建全民健康服务平台，构建协同联动、联席会商、利益均衡、政策保障、一体化发展“五维一体”的体医共生机制（常凤 等，2019），必然对有效推进健康中国战略作出贡献。

可见，学者们在健康中国战略框架下对运动促进健康问题进行了多维视角的研究，提出了创新性的学术观点，但这些研究多是从具体的技术实现层面展开的，而对体育如何主动与健康中国战略理念、指导思想、主要任务、行动规划与保障措施等方面进行全面的战略对接的问题仍然探讨不足。换言之，健康中国战略对构建与之相适应的体育发展战略和方式的具体要求是什么，体育发展如何形成清晰的战略思想、框架和融合路径，如何从战略层面构建与健康中国战略相一致的全民健身国家战略（胡鞍钢 等，2016），如何通过与健康中国相配套的战略设计来构建我国主动性健康养护战略和任务框架，并根据这一融合框架提出体育的具体任务和实现目标的技术路线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在疫情防控的拷问下陆续浮出水面。解决上述问题，其实质就是构建与健康中国战略相适应的更加积极主动的体育方案和行动计划、模式和机制，形成科学方案，精准施策，从而为切实解决“我国既面对着发达国家面临的卫生与健康问题，也面对着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卫生与健康问题”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2 对标健康中国战略，制定“体育健康行动计划”

2.1 全民健身与健康中国战略的匹配度分析

作为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内容，全民健身融入全民健康是我国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一方面，全民健身有效支持了健康中国战略的顺利推进；另一方面，健康中国对全民健身的发展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全民健身计划”自1995年提出以来，为推动我国全民健身运动、促进大众体育生活方式养成和社会健康水平提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016年6月，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以下简称《计划》），就今后一个时期深化体育改革、发展群众体育、倡导全民健身新时尚、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作出部署。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并实施《“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拉开了健康治理国家行动的序幕。

从表1的比较来看，《计划》与《纲要》在目标、任务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纲要》围绕健康治理的基本目标，从序言阐明定位、历史成就和战略需求开始，其核心内容是健康生活、健康服务、健康环境、健康保障、健康产业、健康支撑和组织实施等基本问题，明确提出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和发展健康产业五大主要任务，以及健全支撑与保障、强化组织实施两大保障体系；对健康的关注，是以生理、心理、社会健康多元维度展开的，展现出的是完整的健康治理系统——健康治理战略与目标、健康治理任务、治理环境及其互动关系、保障体系等。《计划》的核心内容是体育文化、健身活动、社会体育组织、场地设施、多元功能、国际交流、服务均等化、保障措施和组织实施，是以体育本身维度展开的，展现出的是活动自身，缺乏对活动环境及其与之互动关系模型的设计；对健康的关注多是以身体单一维度展开的，忽略了心理健康、社会健康等多维度的积极干预，缺少对健康整体性、系统性的关怀。

从时间上来看，《纲要》的印发稍晚于《计划》，《计划》的编制并未受到健康中国战略的直接影响。然而，作为更高层次的国家战略，《纲要》不仅代表着国家对健康治理的基本规划和行动方向，也代表着民众对健康美好生活向往的一种客观需求，因此，《纲要》必然对全民健身计划的执行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虽然“促进全民健身融入全民健康”经常被人们提及，但受1995年开始提出的“全民健身计划”的基本框架的影响，人们仍然习惯于将全民健身活动置于《计划》框架之下，忽视了体育对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和全维度健康（生理、心理、社会和道德健康）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全覆盖治理作用。显然，这不仅是全民健身计划的一种缺失，而且更会对全面完成健康中国战略任务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因此，通过将《计划》和《纲要》进行全面比较，可以直观清晰地展现出“全民健身计划”在结构、内容上与健康中国战略的差距，补短板，优结构，从而为更好地在健康中国战略框架下执行“全民健身计划”，为真正实现“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这一基本任务确立合理行动的逻辑。换言之，全面分析全民健身对健康中国战略需求的回应度，可以客观展示出体育在健康中国战略中的状态，从而为是否需要提出基于体育的健康行动方案提供依据。

客观上来讲，虽然《计划》过多关注了身体健康而忽略了对心理健康、社会适应等健康维度的关注，但全民健身战略本身就是一种主动健康的战略却也是不争的事实。全民健身通过号召人们积极参与体育活动的方式来促进身体素质水平的提升，积极参与、改变行为方式、建立体育生活方式等作为全民健身战略的基本特征，与主动健康所体现的通过积极的行为干预来促进健康水平提升的基本特征是一致的。可以说，全民健身与医学健康一道构成了“基于体育的健康（主动性）＋基于医学的健康（防御性）”这一大健康治理体系。

全民健身与健康中国战略的匹配度的差距，不仅弱化了体育在健康中国行动中对于自身存在价值的合理依据和价值基础，而且也削弱了全民健身战略对健康中国行动的贡献度，从而使体育在健康中国行动过程中显得要么过于“低调”，要么过于被动，要么处于一种结构性缺席的状态。可以说，“健康中国”概念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全民健康战略从单一、被动地依靠医药“治已病”，向充分利用体育价值“治未病”的“主动健康”的转变，体育在保障、促进身心健康方面的作用和价值进一步显现（舒盛芳 等，2020）。

目前，健康中国行动正在朝向主动健康的方向全面而深入地快速推进。在主动健康框架下，健康关口前移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客观的根本性的变化，即在“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框架下，健康关口前移已经从疾病的预防关口转向健康治理关口，确保人民获得健康、保持健康或提升健康成为健康中国行动的宗旨。鉴于体育在主动健康治理方面独一无二的全面性作用——全面提升健康水平、改变人的行为、重构人的健康生活方式等，体育已经客观成为主动健康的引擎和内核。基于此，重新认识体育在全维度健康治理方面的核心地位和引擎作用，以此制定专门性的行动计划和实施方案，作为主动回应健康中国治理的新时代要求，成为体育人需要深度思考并且有效解决的关键问题。

在本次举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体育在身体免疫、疾病康复等方面发挥了相应的作用，但体育对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方面的积极干预效果并未展现出来，这与传统上将全民健身定位于身体健康促进手段的局限性是分不开的。消除社会全面进入到工业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所造成的身体的、心理的和社会性的健康水平不断下降的威胁，主动应对不断变化的疾病谱给人类社会发展造成的不确定性危机，必须构筑更加积极主动的、更加全面的健康保障体系，这就客观要求有效消除仅仅针对身体健康进行技术治理的单一效应的不利影响，通过广泛的运动方式重构富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发展方式。体育因其本身所具有的全面的、全方位的健康治理功能而无法置身事外。换言之，全面升级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构建与健康中国相配套的健康治理的体育方案，不仅是新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更是体育主动承担健康中国建设责任，推动主动健康的一种担当。

2.2 构建与健康中国战略相匹配的“体育健康行动计划”

作为对健康中国战略推进的积极回应，体育领域需要根据《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国发〔2019〕13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健康中国行动组织实施和考核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9〕32号），根据“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的基本精神，完成和推进体育领域行动战略和实施方案的设计与实施，全面升级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构建一个能够与健康中国战略相匹配的、切实推进体育对民众整体健康促进的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新治理方案——体育健康行动计划。

2.2.1 “体育健康行动计划”的战略定位

“体育健康①行动计划”是全面承接健康中国战略任务而展开的一次专项行动，是为促进全民健身战略全面升级与创新而制定的专项规划、系统性方案和技术路线，是体育领域贯彻健康中国战略而主动采取的专门性行动。因此，需要围绕“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探讨能够支撑健康中国战略实施的体育大健康战略，从价值导向、社会层级、组织协同、技术实现、文化传承等多维度探索体育健康行动计划实施的可行性，提出与国家战略相一致的体育健康行动计划规划和实施技术路线图。

“体育健康行动计划”是以主动健康为理念，以全领域健康、全生命周期健康和全人群健康为目标，以推动全民健身融入全民健康为出发点，以运动为主要手段，以促进健康融入体育所有政策为保障，以体育健康经济为基础，以构建基于运动驱动的、以健康为目标的生活方式为具体内容的多元协同共治方案和行动。

主动健康与传统健康观存在较大的不同。传统健康观是以疾病为参照，往往是出于对疾病的预防、治疗和控制的逻辑展开健康管理活动。预防医学谈论的关口前移，一般指向的就是疾病的预防和控制，即疾病预防关口前移。《“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印发实施后，我国政府和社会对健康的关注逐渐向主动健康方向转变。健康中国行动的逐次展开，急迫需要重新解释关口前移的基本内涵，建立以健康为标尺而非是疾病为标尺的关口前移理念、方案和行动计划，即从疾病预防的关口前移转向健康促进的关口前移上来，真正实现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可见，主动健康是与传统的健康观存在较大差异的新型健康观，推行“体育健康行动计划”正是以主动健康为基础展开的。

首先，主动健康是“体育健康行动计划”的基本理念，也是价值基础。一般说来，主动健康是与以卫生医疗方式治疗疾病或预防为内涵的被动健康相对应的概念，即趋健康行为而治还是趋病而治成为区分被动健康和主动健康的重要标志。实践证明，单纯依靠治疗的方式无法有效解决因为生活方式改变而造成的现代文明病问题，人们开始探索更加积极主动的健康治理方式。但受传统医学观念的束缚，主动健康常常又习惯上与医学紧密结合起来，被展望为未来的一种健康医学模式（李祥臣 等，2020）。众所周知，有效遏制工业化、城镇化所造成的社会健康问题，其实质就是重构人们的生活方式，有效改变由于现代技术便利性、物质丰富性所造成的社会“趋懒性”“暴食性”等行为模式，构建更加积极主动的健康价值观和治理方式。因此，要彻底地从被动健康的观念束缚中解放出来，依据主动健康的价值基础和逻辑关系建立主动健康的概念——通过行为改善的、以体育为驱动的主动进行健康干预的活动，是社会个体与他人以及与环境之间和谐共生的一个社会生态体系。

其次，体育健康是主动健康的价值基础和动力源。体育健康是通过主动的方式实现健康目标的，即体育健康是作为主动健康的基本方式来实现其战略目标的。从这一点上来看，“健康日本21”所倡导的“运动第一，饮食第二，坚决禁烟，最后才是药物”（申曙光 等，2020）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主动健康理念的基本内涵。与医疗被动通过预防和治疗促进健康的方式不同，主动健康是基于体育的核心驱动建构起来的一种更加积极主动的健康干预方式。因此，体育绝非仅仅是健康的一种促进手段或工具，而是更具有本体价值的一种社会系统。体育何以能够成为主动健康的驱动力呢？这是因为人的生活方式一旦形成，具有超乎想象的稳定性和行为惯习性。“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改变人的行为方式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社会难题。然而体育却具有强大的行为改造能力，一方面，体育活动本身所具有的感染性、激励性等特征，会对人们产生强烈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对出于健康需求而被动选择运动的人们来说，运动释放的内啡肽等调节因子可以使参与者获得愉悦、欣喜、轻松等心理感受，而且还能通过较高强度的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丰富体验而感受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体育使人们乐于运动之中，共享运动的快乐，分享运动的价值和意义，能在潜移默化中重塑人们的行为习惯、生活结构和行为方式。因此，构建主动健康理念和价值基础，形成主动健康的行为方式，运动的驱动力和核心作用机制的确立应是关键。

最后，体育健康是一个基于体育而构建起来的主动健康治理生态体系。从社会个体角度看，主动健康客观要求人们彻底改变对健康和体育的基本认识，重新建立基于体育动力驱动的健康理念、健康行为、健康干预方式和健康文化系统，通过主动追求健康并采取一系列行动的方式形成自我、群体交往以及与环境和谐共生的一种良好的生存与发展的状态。从社会组织层面看，主动健康是社会主动进行健康治理的一种方式：政府通过强力的政策工具在完成健康战略规划、行动方案和体系构建、机制优化等任务的基础上，引导社会参与到主动健康行动中来；市场机构根据经济发展内在规律，构建主动健康的产业发展体系和模式，为主动健康提供市场要素资源；社会组织则从公益角度出发，积极参与健康行动计划。从文化角度出发，主动健康是一种更加积极的生活态度、生活哲学、生活价值等融合而成的社会健康生态系统。体育在这一系统中居于核心地位。一方面，体育是生命体一种积极的存在状态，既是生命的存在方式，又是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表达方式；另一方面，体育是健康文明人养成的必然手段，生命良好状态的养护、生命多样性的维护、坚强意志和行为的塑造、高贵精神的养成和适应环境的保障等，都可以通过体育的锤炼来实现，特别是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现代技术对身体活动的全面性替代的时代更是如此。

体育需要主动摆脱单纯关注自身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局限性，突破体育视域的狭隘性，超越体育场域的束缚性，主动提高站位，积极回应新时代健康社会治理的趋势和需求，从健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出发，将人类价值置于最高地位，构建人类健康主动治理的战略和行动框架，全面解析体育的价值基础和多维功能，积极探索体育对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和道德规范等方面无可替代的作用机制，主动融入社会治理体系，主动对标健康中国，科学规划体育健康行动计划，构建体育健康治理体系，提升健康治理能力，科学制定行动方案，为健康人类、健康中国发展提供最主动、最积极也是最有效的解决方案。

①这里使用体育的概念而不是运动的概念，一方面是因为体育是与医学相对等的概念，这样可以更好地使“体育＋医学”大健康体系保持一种学科上的均衡态势；另一方面，在运动健康促进语义中，更多地是将运动仅仅视为一种技术手段，因此不能真正反映出体育的战略性、系统性等特征。

2.2.2 “体育健康行动计划”的基本目标与任务

“体育健康行动计划”目标的确定必须与健康中国战略目标、中国体育发展战略目标保持高度一致，可以从健康水平、健康生活、健康服务、健康保障、健康环境、健康产业和健康文化7个方面来确定基本目标和基本任务（表2）。

体育健康行动计划目标和基本任务是在全面推进全民健身融入全民健康任务的基础上，在不断深入讨论全民健身对支撑健康中国战略在作用和结构上的不足等问题后提出的。这一战略包括运动健康水平、运动健康生活、运动健康服务、运动健康保障、运动健康环境、运动健康产业和运动健康文化7个方面的基本任务，是围绕主动健康而展开的体育行动。

在“体育健康行动计划”中，体育健康治理不再仅是运动健康促进这一传统内涵的基本规定，而更是体育成为主动健康动力引擎和基本内核的新的规定。这意味着全民健康、全健康和健康全覆盖是体育健康的价值目标，体育健康素养是核心任务。换言之，体育不仅构成了主动健康的基本内核，而且还是主动健康治理的核心动力源，因此，主动健康治理其实质是围绕着体育健康这一核心任务展开的。体育健康是作为一种具有独立价值的存在而存在和发展的，而非仅是一种健康促进服务的手段。这恰恰是体育在健康中国行动中独特地位的一种生动的体现。

为了全面推进体育健康建设，需要不断加强体育健康素养教育和培养。作为“体育健康行动计划”的核心概念，体育健康素养是对健康素养概念的积极响应，是主动健康的重要标志。一般说来，根据健康概念的基本结构特征，健康素养可以划分为身体健康素养、心理健康素养、社会健康素养和道德健康素养。鉴于体育在身体、心理、社会和道德（规则与公平精神等）4个方面均具有良好的干预效应，因此，体育客观成为系统提升健康素养水平最有效的手段。

基于这样的认识，作为与健康中国相适应的分支战略，需要完成以全民健身为战略基础、竞技体育为战略牵引、体育健康经济为战略动能、体育健康文化为精神机制和中国体育健康智慧为交流途径的战略总体结构设计，在全面分析体育健康行动计划的价值属性、目标、要素等基础上，构建和实施“体育健康行动计划”的基本模式和运行机制模型，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主动性保障。

加强体育健康建设，需要构建坚实的保障体系，主要体现在：建立和完善体育健康的体制机制，培养新型体育健康管理等人力资源，探索泛在性主动健康治理体系、治理平台建设和科技创新，优化和加强组织领导，推动良好的主动健康文化建设等方面。

3 多维度推进“体育健康行动计划”的实施

3.1 从思想上采取行动，阐释和宣传体育健康理念

推进“体育健康行动计划”，首先，应在全社会全面阐释体育的健康价值和在主动健康方面体现出来的多维功能，将体育在健康中国战略中的重要的战略地位展示出来，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切实体现出“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的战略价值和历史使命。其次，明晰体育健康作为健康中国战略的阶段性任务，通过将全民健身融入所有政策的方式，逐步建立起阶段性推进计划周期表和任务目标，从而切实推进全民健身主动服务健康中国战略。最后，深刻阐述体育与健康客观存在的全方位的联系，并将这种联系转化为社会大众能够接受的一种方式，通过发展本土化的健康教育体系和广泛开展的健康教育活动（刘路 等，2020），促进全社会普遍建立起“体育是一种主动健康、全人群健康和全周期健康根本保障”的基本理念，形成体育是主动健康行动方案的价值基础这一共识，并最终建立起体育生活方式，从而为其与健康中国战略完全融合做好思想上的准备。

3.2 从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上采取行动，构建更加主动的体育保障体系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是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回顾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不难发现，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是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而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不确定性、高危害性、普遍破坏性等是其基本特征。为了有效对抗不确定性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威胁，必须从积极改善身体弱、健康差、患有基础病这一人群的状态入手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需要政府积极行动起来，发挥健康治理的主导性作用，建构更加积极主动的体育健康治理体系，与医疗保障健康体系进行充分融合，形成主动大健康体系，全面提高全民健康素养水平，从而提高对抗公共健康危机事件威胁的能力。其次，需要社会积极行动起来，充分利用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事件对公众心理造成巨大冲击、产生重大影响的机会，加大主动健康宣传，引导人们形成主动健康理念，从而建立起确定性的以体育锻炼为主要方式的主动健康行为模式，以对抗不确定性的可能再次发生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威胁的心理范式和行为模式。3）需要科研人员积极行动起来，全面展开运动抗疫方面的研究，科学研发能够为公众积极采纳的运动免疫方案，形成体育作用更加突出的主动健康保障体系，不断提升体育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贡献度。

3.3 从组织上采取行动，构建基于“国家＋公共”体育健康治理体系

一是要充分发挥我国特有的制度优势，从构建国家健康基本安全战略定位为出发点，以公共健康治理为价值核心，在积极推动体育强国和全民健身战略全面服务健康中国战略的基础上，构建与之相适应的“国家＋公共”体育发展方式（董传升，2013），从而使之作为未来我国体育发展核心战略任务而得到全面的执行。二是要科学规划“体育健康行动计划”，主动建构起与之相适应的组织体系和运行方式，充分发挥国家主导性作用，全面建立公共体育健康服务体系，确保全体公民充分享有运动健康的基本权利。三是要形成不同组织层级的任务分配表，明确各级政府组织在“体育健康行动计划”推进过程中的责任，建立逐级政府推行“体育健康行动计划”的绩效考核和监督制度，将推进过程和结果作为政绩考核的基本内容。四是要建立公共体育健康管理与服务产品清单，明确划定运动健康产品属性，根据产品属性明确责任主体，按照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3种产品属性，建立起以公为主、公私兼顾和以私为主、兼顾公益的运动健康产品供给与服务体系，全面提高体育健康治理绩效水平。五是要从健康泛在管理的角度建立体育健康科技服务体系，探索人工智能（AI）、大数据、泛在、区块链等技术与体育健康治理的融合问题，构建泛在体育治理模式（董传升 等，2019b）——U体育健康治理行动方案。

3.4 从体育健康素养上采取行动，构建我国体育健康评估体系

体育健康治理客观要求建立起科学化的评估体系，通过对公众健康状态、行为方式等内容的合理评估反映出社会健康治理成效，因此，需要建立起我国体育健康评价体系。一是要基于全周期全人群积极探索我国社会体育健康指数的基本框架、指标结构及其权重分布，构建起以身体健康素养、心理健康素养、社会健康素养和道德健康素养为基本评估框架的体育健康评估体系，通过定期发布我国体育健康白皮书的方式，客观、全面、准确地反映出我国国民健康整体状态和发展变化规律，为持续推进“体育健康行动计划”提供坚实的基础。二是要探索体育与卫生等相关部门之间的关系，全面深刻分析体育对健康中国战略的贡献方向和贡献度，切实推动体育全面融入社会治理体系，促进体育回归社会本体。三是建立“体育健康行动计划”推进绩效的评价体系，全面客观评价该行动计划推行状态，总结经验，找出问题与不足，制定其实可行的推进的方案。

3.5 从人才培养上采取行动，培养体育健康管理专业人才

一是要从全健康、主动健康、全周期健康、全人群健康理念出发，全面剖析“体育健康行动计划”对全民健康治理目标、内容、体制机制、方法手段、政策保障等方面提出的基本要求，探索各个治理环节所需要的人才知识、技术、技能，研发体育健康管理人才培养方案。二是要充分发挥体育院系、科研机构、社会组织和市场组织等多元主体的积极性，构建学历教育、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梯度结构，打造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一体化体育健康管理人才培养体系。三是要根据市场需求、服务需求和产业发展需求，构建以体育健康资质教育为主体结构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通过资质规范体育健康行业发展，推动健康经济良性快速发展，为体育全面服务健康中国建设提供充足的人才保障。

3.6 从弱势群体健康治理上采取行动，精准解决各个领域的关键难题

弱势群体历来是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威胁的首选，因此，需要针对弱势群体健康改善需求推行专门化的健康强覆盖行动方案：1）符合中国家国情怀、家族情怀特征的居家养老型的老年人运动健康幸福生活方式优化方案；2）规模迅速扩大的慢病人群的积极主动的体育健康行动方案；3）发挥“体育＋健康”在阻断贫困地区贫困代际传递中的作用（杨越 等，2020），推进城镇、农村不富裕人口的因弱返贫、因病致贫的阻断行动方案（赵玉琛 等，2020）；4）更加积极主动的残疾人健康运动干预方案；5）亚健康人群、特别是亚健康人才群体的主动健康行动方案，积极应对频发的英年早逝现象；6）体医融合解决方案，研究“体育＋中西医”融合的体育健康行动方案，以主动全健康（生理、心理、社会适应和道德）干预为出发点，突破现有体医融合的重医轻体、忽视中医的思维框架，构建基于中医养生理念的、体育主体地位的体医融合的技术路径、体系和行动方案。

3.7 从社区治理上采取行动，打造主动健康社区

社区是社会发展的最基本单元，也是社会治理的关键基础，推进“体育健康行动计划”，必须要有效解决社区健康干预模式、机制、方法与手段等问题。一是要依据客观实际积极探索体育健康的社区治理行动方案，重视在社区健康治理中的基础性地位，打造主动健康社区。二是要积极研究社区推进体育健康、体医融合、体育健康经济、体育文化、运动养生等项目的工作机制，论证基于社区公共空间所形成的居民个体、居民结群性集体行动的服务与规范方案，形成若干个具有示范性的体育健康社区治理样本，产生示范效应。三是要根据社区公众活动特点，建立科学的体育服务体系，不断提高社区居民运动科学化水平，有效控制运动致损性风险、运动致病性风险和运动致命性风险的发生，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

4 结语

在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全面唤醒公众健康意识所产生的主动健康治理刚性需求的前提下，体育如何全面阐述自身存在的价值和功能，如何在积极应对突发性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过程中向公众展示其对健康治理的不可替代性价值和形象，如何在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表现出更加积极主动的健康治理和运动抗疫的担当，如何全面摆脱体育单纯是健身工具这一传统认知的局限性而迅速建立起主动健康新理念、新模式、新体系和新机制，成为新时代体育人、体育组织和体育管理部门必须深刻思考并迅速采取行动的基本逻辑。